中評社香港11月9日電/中評智庫基金會不久前在中評社台北會議室舉辦座談會，邀請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劉德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左正東、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王高成、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黃介正、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與會。座談會由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首席顧問趙春山主持，與會者圍繞美國國際戰略調整變化的內外因素有哪些、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對國際社會有何影響、台灣應如何看待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中美博弈對台灣安全的重要影響等問題給出了獨到的見解。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0月號以《美國戰略調整與台灣安全》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今天這個主題有三個子題，都和美國的戰略調整有關。我們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談美國國際戰略調整變化的特點與影響，包括影響美國國際戰略調整變化的內外因素有哪些、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對國際社會有何影響；第二部分針對台灣，包括台灣應如何看待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中美博弈對台灣安全的重要影響，並提出建設性意見。
我先作一個簡單的開場白。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分為幾點：第一，用實力來維持美國優先和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強調要把在特朗普時期受到腐蝕的美國實力儘快恢復。第二，重新建立美國跟盟友之間的關係，包括歐洲及亞太地區的盟友，改變過去特朗普時期單打獨鬥的局面。第三，除了維持美國的貨幣、高科技和軍力之現有優勢外，特別強調美國的民主價值，希望能夠組建世界民主聯盟。
從上述三點可以看出，美國戰略競爭的最主要對手當然是中國。拜登在為阿富汗撤軍辯解的時候講得很清楚，“我們真正的戰略競爭者，中國和俄羅斯，最希望的就是美國繼續將數十億美元的資源和注意力無限期地投入到穩定阿富汗的工作中”。拜登希望未來能夠把注意力轉移到對付中國上。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台灣處於中美之間當然會受到影響。我們應該採取什麼對策？阿富汗事件能帶給我們什麼教訓？這是第二個部分我們要談的。希望大家多提一些正能量的建議，兩岸關係怎麼樣能夠正向發展。
我們按照筆劃順序來發言，高成你永遠都是第一個。
王高成：中國對美國發起雙重挑戰
美國國際戰略調整變化的特點與影響這方面，拜登雖然沒有講“美國優先”，但事實上他還是以美國的利益為考量，要強化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拜登認為美國最大的力量跟優勢之一在於民主價值，因此在他的國際戰略中非常強調重振美國的民主價值，扮演世界民主國家領導的角色。
拜登很強調美國必須要走入國際，重新回到國際領域。首先是要強化與盟邦之間的合作，這裡面也有現實的考量，就是美國也認為以目前的國力沒有辦法單獨因應國際議題，尤其是因應美國的對手，所以必須要和盟邦合作。其次，美國要運用自己的優勢，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不能夠在這樣一個戰場中缺席，用布林肯的話來講，“如果美國退出了等於中國填補了”，所以美國要積極走回國際。第三，美國要強化價值領導，一方面，拜登認為這是美國的價值所在；另一方面，我認為拜登也是有使命感的，他強調美國以及西方世界共同面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挑戰，他要證明民主國家依然能夠解決國際的問題，依然能夠扮演領導的角色，沒有被威權體制及威權價值所取代。
在拜登的國際戰略裡面，競爭對手鎖定了中國。當然俄羅斯和其他一些非民主國家對美國也是有威脅的，但美國在《過渡時期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中強調，中國是唯一具有全方位能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網路及意識形態等能夠挑戰美國的，他把中國當做美國在21世紀最大的地緣戰略競爭對手。
拜登倡導的多邊主義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式的多邊主義，因為自由主義式的多邊主義強調包容性，各種不同的國家都可以進入國際組織，大家一起商議事情。拜登的多邊主義，我認為是一個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多邊主義，因為他的多邊主義是要加強跟盟邦之間的合作，是有選擇性的，選擇一些跟他理念價值比較相同的國家；同時，多邊合作的目的是要對抗他認為主要的對手，或者說是意識形態不一樣的非民主國家，例如中國和俄羅斯。從這個角度講，拜登是有一點冷戰的思維，因為在冷戰期間美國也是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來拉幫結派，去跟意識形態不一樣的集團對抗。
影響美國國際戰略調整的內外因素，我覺得外部因素就是中國的崛起。因為美國認為中國的崛起第一挑戰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第二提供了另外一種不同於美國意識形態跟發展的模式，對美國發起了雙重挑戰，一方面是權力的挑戰，另一方面是價值觀的挑戰。這些都會影響美國國際戰略的調整，在確保自己領導地位的同時，因應中國帶來的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的挑戰。
至於內部因素，我想有幾個。第一，美國的經濟實力下滑，拜登希望把重心放到經濟發展上。第二，拜登繼承的是一個分裂的美國，有共和民主兩黨的對抗，也有少數族裔的不滿，這些都會影響到他的外交戰略，所以拜登的政策是維護美國中產階級利益的經濟與外交政策，一方面拉攏中產階級，給予他們儘可能多的就業機會，一方面照顧民主黨的支持者。顯然在這樣一個考量之下，拜登不會完全走向自由開放的經貿政策。另外，拜登的國際戰略也受制於政黨政治的影響，特朗普“美國優先、敵視中國”的意識形態還在，共和黨在國會也還有勢力。拜登的對外政策，繼承了前任以中國為競爭對手、維護美國利益的意識形態，祇是手法上可能更多元化，會重視跟盟邦的合作。
阿富汗撤軍對國際社會有些什麼影響？我想第一個當然是改變了國際社會對美國的印象，美國從阿富汗撤軍，表示美國已經沒有辦法處理阿富汗問題，必須要放棄經營了二十年的戰場，讓人看到美國國力衰退的趨勢。第二，撤軍過程明顯是很突兀、很混亂的，會讓人質疑美國對情勢的掌控，包括情報的分析能力。第三，盟邦對美國信心的離散。這次撤軍，我們看到北約很多國家，包括英國、德國、法國都有批評，反映出盟邦質疑美國的領導能力。南亞地區和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可能感受會更深了，東南亞很多國家對於美國介入印太事務的決心和能力本來就有一些懷疑，現在它們懷疑的態度可能會更加強烈。另外，美國倉促的撤退在阿富汗境內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它祇管撤離自己的人，事後的發展已經沒辦法掌控，例如塔利班能否結束阿富汗的混亂、能否在阿富汗建立有效的統治、是否會造成阿富汗進一步的混亂和內戰、難民問題是否會發酵、恐怖組織是否會藉機活動等，這些都是地區性的影響。
左正東：阿富汗撤軍反映美國內政問題
學者Robert Art把美國的戰略分為七大模式：支配、全球集體安全、區域集體安全、合作安全、選擇性介入、圍堵和孤立主義。其實民主黨的兩位前任總統奧巴馬和克林頓，他們都採取了select engagement（選擇性的介入）和合作安全，因為集體安全祇有在歐洲才有，其他地方可以稱之為合作安全或者多邊安全，強調用集體的力量進行預防性的外交。也就是說民主黨的總統在過去大概都是走這條路線，所以我們可以說拜登現在的戰略類似於回到了民主黨選擇性介入的傳統。
但是我不認為撤離阿富汗是一個戰略調整，雖然看起來這和奧巴馬時代的伊拉克撤軍很像，但阿富汗撤軍其實更多地反映了美國的內政問題。
阿富汗撤軍解決了美國內政上的負擔。第一，從小布什開始，美國在阿富汗歷經了四任總統，已經太久了。奧巴馬在2011年就打算撤軍，拖到了2014年，又拖到現在。第二拜登撤軍沿襲了去年2月特朗普跟塔利班的協議，這是一個兩黨的共識。直到今年6月，特朗普還指責拜登為什麼不趕快撤軍，因為他離任的時候確定了5月就要撤軍。第三，拜登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內政上的考慮，在8月撤軍是要在911二十周年以前。
為什麼一定要在911二十周年？當然是表示他在內政上有交代。而且也沒有人會怪他，因為這是前幾任總統留下來的，加上拜登自己的兒子也曾經到阿富汗去。從這些因素就可以看到，阿富汗撤軍的內在因素非常強。
對國際社會的影響有幾個面向。第一，就是剛才有人提到的，對美國的盟邦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盟邦會認為美國撤得太倉促，導致過去跟美國合作的阿富汗人陷入險境。但我特別要講的是印度，因為印度是印太戰略裡頭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而且印度也非常關心阿富汗，因為阿富汗連接喀什米爾，如果阿富汗情勢惡化，可能會造成新一波恐怖主義的滋長，會對印度的安全帶來很大影響。另外，因為阿富汗的種族以及它的領土連接，所以巴基斯坦也扮演重要的角色，阿富汗的形勢變化使得巴基斯坦的重要性上升。如果美國與中國都拉攏巴基斯坦，結果就是印度地位下降。印度的擔心就在這裡。
另外，中國大陸現在跟塔利班政權看起來關係持續升溫，這個也讓印度會擔心。所以印度面臨著一個東望西守的兩難，本來是要東望，希拉里當國務卿的時候說印度不能祇是東望（look east），要act east（東進）。但現在西邊出現了問題，印度必須要把重心適度地轉移，甚至它國內的安全也會面臨新的挑戰。我覺得這些都會影響到它對印太戰略的評估，它未來的參與角色是什麼，甚至於它會不會加強與上合組織的聯繫或是參與上合組織，去有效地影響這個地區的安全形勢。
另外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角色也是值得觀察的。中國大陸在過去的聲明、智庫學者的分析中，都再三呼籲希望跟美國在這方面有所合作，包括阿富汗的治理改善、人道援助、反恐，乃至於對新政權的外交承認，這些其實都為中國大陸跟美國合作打開了一個新的空間。另一方面，中俄之間也有一些對話，看起來兩者有共同利益，但是又不盡然，為什麼？因為俄羅斯跟塔吉克的關係很密切，而阿富汗的主要民族第一是普什圖人，
第二就是塔吉克人。現在的北方聯盟，也就是反塔利班政權的主要力量，就是塔吉克人，而塔吉克又跟俄羅斯的關係非常密切，等於說俄羅斯是支持北方聯盟最重要的一個強權。因此俄羅斯跟塔利班不會那麼輕易地合作，如果俄羅斯要維持它在阿富汗的角色，就要保護北方聯盟，與塔利班形成一種潛在的緊張。所以美國等於是打開了一個窗口，讓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去介入阿富汗形勢，這當然會給阿富汗的西方力量帶來一個比較深刻的負面影響。
黃介正：拜登認為內憂先於外患
我的想法是美國遭遇了一些困難，改變了想法，所以才會有這樣一個戰略上的調整，而這個戰略調整不是從拜登開始的，也不是對特朗普的一個修正，我認為它已經發展了一段時間。
第一個就是美國的再平衡，一方面是美國發覺，它必須在中東和印太之間有個rebalance（再平衡）。如果沒有911事件，美國不會進入阿富汗，從某個角度來講它是被逼的，當然在這之間它的戰略目標有做過調整，從剿滅恐怖組織到後來脫不了身，最後變成nation building（國家建構）。因為二十年來美國在中東地區大量耗損自己的國家力量和資源，所以它的戰略重心轉變了。
如果我們看小布什時期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首要就是全球反恐戰爭；可是到了特朗普時期，外部形勢促使他必須在國內做一個再平衡，他要調整優先順序，他的第一優先是修正主義強權，恐怖主義已經排到第三了，第二是流氓國家。
另外一個再平衡是國內與國外的平衡。美國在世界上扮演多重要的角色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美國國內出現了很大問題，這個問題在特朗普當選的時候就已經展現出來了，不管外部有沒有網路攻擊或選舉干擾，特朗普當選反映出美國內部也存在著政黨的衝突、族群的撕裂、所謂進步思想對美國傳統思想的挑戰等問題。如果特朗普做了一個內外政再平衡的探索，現在的拜登政府基本上是以內政為優先，也就是說內憂先於外患，攘外必先安內，連外交政策都是以中產階級為核心的。
第二，美國躋身強權之列大概是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到現在差不多100年，碰到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局”對美國來講就是一個延長賽，它希望延長這個賽季。賽局的延長有不同的方法，特朗普希望追趕的人跑慢一點，用貿易戰、科技戰打擊第二名；拜登提出了The Build Back Better Agenda（重建美好方案），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經濟改革、全民健保、證明民主制度的優越性等，希望美國自己能夠恢復健康，跑快一點。所以美國在過去一段時間雖然有戰略調整，但是它目標都是維持美國第一和美國優先，要維持就必須要延長這個賽季。美國祇要能夠把賽局一直延長。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美國“地理的復仇”相當明顯，它在發展中慢慢成型，在特朗普時期形成了所謂中國跟俄羅斯的修正主義強權。美國發覺俄羅斯、中國跟美國是不同的治理模式，不是like-minded country（志同道合的國家），它們的地緣位置又比較接近，我們感覺美國一度，包括特朗普在競選的時候，想要修正奧巴馬時期跟俄羅斯非友好的關係，提名跟普京有私人關係的美孚石油老闆Rex Tillerson做國務卿。
我認為美國一度很希望透過跟俄羅斯之間關係的改善，來對付崛起的中國。可是我們感覺到的，反而是中俄走得近，有合作的意願和空間，中美和美俄卻擴大了衝突。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如果從地緣的角度來看，一邊是中國的西北，一邊是中國的東南，西部和北部是上合組織，東部和南部是印太地區，在地理上形成了一個西跟北、東跟南的對比。從客觀的環境來看，中亞地區亂就會影響到中國。正因如此，拜登團隊在上任之初，還沒有明確整體對中戰略的時候，一開始就講新疆是種族清洗。中國在西北對東南這樣一個對角關係下，相信北京也會思考安全態勢，即使美國撤離阿富汗留下了權力真空，北京也會保持冷靜，不會貿然奔赴“帝國的墳場”。
董思齊：中國的變化促使美國調整國際戰略
我們先來看看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對國際社會有什麼影響。剛才有老師已經提到了，一般人看到的是美軍離開了，但事實上它反映出來的是美國回來了，祇是這個“離開”和“回來”有不同的意涵。美軍的離開引發了一個可以思考的問題，我們把它稱之為“金德伯格陷阱”，強權不願意承擔重要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從而使世界陷入領導力空缺、危機四起的險境。例如反恐是一個重要的國際公共事務，美國離開了阿富汗，有沒有另外的強權要進入？大家都很關注中國要扮演什麼角色，中國要如何應對，會不會聯動到朝鮮？聯動到台海？聯動到其他地區？
就像剛剛介正老師提到的“地理的復仇”，我們可以很明確看到地緣政治當然有很重要的影響，而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正處於三重巨變的時刻，這個時刻過去沒有任何人經歷過。第一重是美中競爭激烈的格局，美中從接觸到合作，到現在的競爭，完成了典範的轉移；第二重是肺炎疫情，讓我們的生活形態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三重是數位時代的轉型，特別是在通訊越來越發達的情況下，地理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就更加重要了。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在國際上當然對於美國的形象和地位有一些損害。拜登也馬上進行了回應，若任何人入侵北約，美國會做出回應，對日韓台也一樣。保護北約針對的是俄羅斯，保護日韓台針對的是中國大陸，這兩個針對的國家就是所謂的修正主義強權，也就是說在印太戰略之下，美國國家戰略的調整是以美國利益為核心，開始針對中國做更積極性的對抗。過去美中關係是先看有沒有地方可以合作，然後再來講競爭；現在是先講競爭，然後再看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合作。阿富汗是美中可以合作的新窗口，此外還有朝鮮、氣候變遷、能源轉型，除了這些之外，美中之間的競爭關係既全面，又有很大的衝突性，包括地緣政治、供應鏈、民主價值等，從經濟層面、政治層面、價值層面，美中都在做對抗。這是美國國際戰略調整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
當然這個調整和中國的內政也有關係。中國內政有所變化了，特別是習近平主席上任之後也對中國的戰略做了調整，同時對外關係變得非常積極，包括“一帶一路”、“戰狼外交”等。雖然中國認為自己沒有變，同時也希望美國不要變，但是美國在認識到了中國的“變”之後，會在內部有一個反應。這是非常自然的，當一個國家遇到了發展上的困難，很自然地會去找外部因素，以此凝聚內部的向心力。我個人認為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美國每次選舉都要應對中國的政治時間表。每隔一段時間，中國就會有新的宣示，證明自己越來越強大，特別是2021年7月1號，習近平宣告中國已經完成了第一個一百年，要走向下一個百年了，之後的時間表包括建軍百年的2027、建國百年的2049，還有中國的2022年二十大、2027年二十一大、2032年二十二大等等。另外，現在有很多研究都在預測，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到什麼時候會翻轉。有人說經濟是2030年，有人說軍事是2050年。所以，從現在到2050年之間，美中競爭就是美國對外國際戰略中最重要的一環。
民主黨在外交政策中比較強調人權、民主和全球的規範，所以拜登所表現出來的方式跟特朗普很不一樣。拜登一上任馬上去日本、韓國談半島和中國，跟北約談軍事合作，跟G7談經濟合作，這些都是美國面臨的系統性挑戰。
另外，美國的國內政治當然是影響美國國際戰略調整變化的重要一點，因為經濟始終沒有起色，相較之下中國經濟的成長，以及中國快速趕超的趨勢和軟實力的不斷提升，讓美國國內社會感到壓力，使得美國的對外戰略有一些調整和變化。這個調整是非常動態的，而且會隨著時間再平衡，如果不是因為911事件，說不定早十幾年美國就開始針對中國了。
隨著反恐戰爭的結束，美國在阿富汗已經是師出無名了，唯一能夠支持它留下來的，就是看看能否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民主政府，現在看來這個實驗失敗了。所以美軍快速地撤離阿富汗，很多人在這時候奚落美國，但是我們要思考接下來美國會如何正面迎擊中國，中國要如何在競合關係之中既讓自身成長，又能夠回應美國方面以及國際社會上的壓力。
從整體上來看，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戰術上會有不同，但是它的戰略很清晰，就是無論如何不允許讓人民幣成為主流，不允許中國的軍事超過美國，也不允許中國在價值領域或是國際事務上取代美國的地位。雖然有很多人認為美國對台戰略清晰，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它對中戰略的清晰。
劉德海：撤離阿富汗重創美國國際戰略
拜登與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表面上有一些相同之處，實際上有三大差異。第一，特朗普的外交是攻勢外交，拜登則是守勢外交。拜登現在的number one priority（第一優先）是國內，number two priority（第二優先）才是抗中。
第二，特朗普基本上是單打獨鬥的，拜登希望聯手，等於是務實承認美國已經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對抗中國，得靠其他國家。同時，拜登需要藉助包括台灣、韓國、日本在內的盟友，來發展關鍵產業，例如6G、醫療、稀土、半導體等。拜登聯合盟友合作抗中，實際上是為美國節省資源，讓他能夠騰出更多的時間解決國內問題，拉長與中國對抗的時間。
第三，特朗普注重短期的利益，沒有長期的規劃。拜登想把中美對抗拉長，因為他關鍵的目的是重建國內經濟，化解社會分裂，讓民主黨可以連續執政，他其實著眼的是2024年，這個局面鞏固之後才是對抗中國的時候，他有一個非常長期的規劃。此外拜登要slow down China（拖慢中國），尤其在特朗普搞強攻外交的時候，引起了盟邦反彈，反彈格外厲害的就是德國，主導歐洲與中國簽署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拜登通過外交手段說服了德國，歐盟暫緩批准《協定》，slow down了中國的發展，否則中國手握《協定》和“一帶一路”，能夠用亞歐陸權來對抗美日澳的海權。所以拜登每一步都是有招數的，不是像特朗普那樣亂搞，一時興起，信手拈來。拜登為什麼花了數兆美元推行基建計劃，就是希望能夠創造出中產階級的崗位。因為他知道他與中國相比，美國的經濟已經30年沒有成長。他意識到美國跟中國長期對抗，要先把經濟搞起來，團結內部，不要再撕裂，這個最重要。
美國戰略調整有內因和外因，但是內部因素最重要。是美國人自己變了，希拉里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繼續和上流社會結合，機靈的特朗普則注意到基層的不滿，採取拉攏下層社會的路線，當上了總統。現在拜登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當選的票數和特朗普是八千多萬對七千多萬，幾乎是對半開。內部不穩可能造成內亂或是其他問題，這種情況下怎麼團結抗中，是拜登擔心的問題。
雖然特朗普和拜登都講“美國第一”，但是對拜登來說，國內第一，國際第二。他現在的打法是守勢，不在這個時候和中國正面衝突，他祇是用了各種方法來slow down中國的擴張，阿富汗撤軍就是守勢的一個表現，他要換取時間。但是我們也可以說，阿富汗是美國失守了，祇要中國能夠把這阿富汗問題處理好，實際上就是拜登促成了“一帶一路”。因為阿富汗是四方聚集的樞紐位置，西邊是伊朗，東邊是喀什米爾和中國，南邊是巴基斯坦，北邊是中亞，可以說是中亞、中東、東北亞、南亞四個區域的intersection（交集）。剛剛正東講的完全正確，印度現在是最大的輸家。印度原來靠著美國跟阿富汗的關係好，要從喀什米爾修一條鐵路直達恰巴哈爾港(Chabahar)，這樣印度就可以輕易拿到石油和其他資源，這也是為什麼穆迪一定要吞併喀什米爾。但是沒想到美國兵敗如山倒，拱手讓出了這塊地方，讓中國有機會把中東、中亞跟東北亞連起來，完全落實“一帶一路”。現在中國主要的任務就是把阿富汗搞定，然後建高鐵，當然面對恐怖分子，中國必須用武器、QR code（二維碼）、facial recognition（面部識別）等方法，像控制“疆獨”那樣把這些手段教給阿富汗政權，讓它穩定下來。因為中巴經濟走廊也不斷地被恐攻，俾路支分離主義和印度也反對中巴經濟走廊，如果中國能夠把阿富汗搞定，等於多了一個option（選擇）。
美國撤軍阿富汗對盟邦的影響很直接，就是導致盟邦喪失了對美國的信心。韓國已經表明了要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日本也緊張，嘴上沒說，但心裡肯定這麼想，已加強軍事力量。就連美國的鐵盟澳洲，其前外長Alexander Downer（亞歷山大·唐納）最近也在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澳大利亞金融評論》）上寫了一篇文章，稱“美國丟人的阿富汗撤軍，讓我對美國的信心完全喪失了”，轟動澳洲。Downer所在的自由黨一向是最支持美國的，他也是非常親美的一任外長。由此可見，美盟邦對美國的信心的喪失到何種地步。
總結來講，我認為撤離阿富汗對美國的國際大戰略來講是一個重創。
趙春山：第二部分請大家講講台灣應如何看待阿富汗撤軍，中美博弈對台灣安全有什麼影響，台灣有什麼因應對策。
王高成：中美博弈下台灣安全形勢惡化
台灣怎麼看阿富汗事件應該有幾個方面。第一，台灣確實跟阿富汗不太一樣。阿富汗看起來戰略位置很重要，可是不能回饋給美國實質的利益。台灣跟阿富汗不一樣，首先經濟很發達，跟美國經濟有很強的連結性，是美國第十五大經濟夥伴，同時在電子產業供應鏈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其次，台灣是一個民主發展的社會，跟塔利班所控制的阿富汗不太一樣。第三，從地緣上講，現在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以抗中為主，東亞地區反而成為了最重要的地帶，台灣還處於第一島鏈，所以我覺得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比阿富汗更加重要。
但是台灣也有一點值得警惕，美國不是主觀上想撤，而是它已經沒有辦法去處理阿富汗問題，所以美國的外交政策還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主，當介入的地方讓它付出的成本越來越高的時候，美國很可能基於國內輿情的考慮，停止和放棄介入。最近有美國智庫調查顯示不少美國人支持台灣，但是一旦美國在台海發生了軍事衝突而傷亡慘重，美國民意很有可能改變。
從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來看，中美博弈顯然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心。這樣的一種競爭跟對抗，在短期內是不會結束的，它是一個長期現象。台灣會始終處於中美博弈中，這對台灣的安全來說有利有弊。有利是因為美國比以往更重視台灣，更願意提供台灣協助，包括防禦性的武器、經濟合作、外交支持等。弊端則是把台灣推向對抗中國的第一線，成為美國抗中的一個籌碼。從大陸民族主義的角度看，它更不能容忍這種事件發生，所以大陸會把對抗美國的力量，施加一部分在台灣身上，所以台灣又承受了來自大陸的第一線的壓力。
我們接受了美國的助力，承受了大陸的壓力，一來一往之間對台灣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我認為是弊大於利。《經濟學人》雜誌都說台灣是當前世界上最危險的一個地區，以往國際上是不會這麼看台海問題的，所以我覺得表面上美國的戰略轉變對我們有利，可是台灣的安全形勢不見得比以往更好。
台灣應該儘可能在外交上維持與中美均良好的關係。我們不能夠避免中美博弈，但至少我們可以減輕中美博弈帶來的壓力，不僅要和美國維持良好的關係，也應該設法降低大陸對台灣的疑慮，設法改善兩岸關係，建立對話，降低所面臨的風險。
從阿富汗事件來看，一旦美國覺得付出的成本高於收穫，國內的輿論改變，它的外交政策就會調整。所以台灣在“國防”建設上真的不能夠完全依靠外來資源，我們應該自立自強。阿富汗政府軍為什麼倒得這麼快？就是因為過度依賴美國的援助，沒有自主的力量跟訓練，一旦美國決定撤軍，他們的士氣就完全瓦解了。所以維持“國防”建設及自主，對台灣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左正東：台灣需在中美之間負責任避險
我覺得從台灣看阿富汗，地理位置是有相近之處，都是文明的交匯處。台灣是在東亞、北美、南太平洋的交匯處，底蘊是中華文化；阿富汗處在中亞、南亞、東亞跟伊斯蘭的文明交匯。但是從歷史上看，台灣跟阿富汗在歷史階段有很大的不同。美國介入阿富汗後，二十年間軍事衝突沒有停止過；但1979年之後，兩岸維持了超過四十年的和平階段。可是這個40年裡有30年，是跟“九二共識”有關係的，因為1992年雙方達成了一個諒解，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講的“九二共識”。
這是兩岸關係的一個大背景，兩岸關係發展，尤其是雙方的經貿往來、社會交往、民間互動的深刻程度，使得台灣跟阿富汗、跟當年的越南不一樣。越南從1955年南北越分治之後到1975年復歸統一經歷了二十年，阿富汗從美國介入到今年也是二十年，都是在戰爭的階段，但兩岸其實早就走過了那個階段，這樣一種歷史階段的差異是我們必須要認識到的。這種歷史差異造成了在面對國際環境變化的時候，我們所提出來的自處之道有很大的不同。
談到中美博弈對台灣的影響我認為我們要明白一個大前提：大陸跟美國關係不好，兩岸關係也不會好；大陸跟美國關係好，兩岸關係才會好。過去我們認為戰略三角的三邊關係是互動的，但其實台灣跟美國的關係基本上保持了一個恒定的狀態，雙方沒有根本的衝突，雖然有時候很好，有時候沒那麼好，但基本上不會走向一個全面敵對的關係。在台灣跟美國關係是恒定的情況下，兩岸關係就受到中美關係非常大的影響。從大陸內部的邏輯來看更是如此，因為大陸跟美國關係好的時候，雙方會避免為了台灣針鋒相對，大陸內部的溫和力量也會上升，有助於兩岸走“和”的道路；如果說大陸跟美國關係不好，雙方為了台灣針鋒相對，大陸內部的鷹派力量就會抬頭，兩岸就會走向衝突的道路。陸美關係跟兩岸關係有一個共伴效應。
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跟大陸衝突的時候，美國對大陸的一些政策其實也會傷到台灣，比如美國發動貿易戰，台灣的廠商也會受害；美國對大陸科技制裁，台灣對大陸供應的廠商也會受到影響。在這個前提之下，我提出兩點建設性意見。
第一，我要分享我的同事、台大政治系的張登及教授提出來的“負責任避險”的概念。簡單來講就是說台灣在應對這樣一個大變局的時候，對所有的選項都應該保持開放。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我們跟美國關係的改善，不應該以我們跟大陸關係的惡化作為代價；反之亦然。以馬政府時代為例，台美互動與兩岸互動是並進的，甚至是在兩岸關係大幅改善的基礎上，去拓展我們跟其他貿易夥伴或是國家之間的關係。我覺得這樣的思維是我們應該重新拾回來的，是避險的措施。
卜睿哲在他的書裡用“安撫式交往”形容馬政府時代的政策。我認為安撫式的交往就是我跟一方交往的同時去安撫另外一方。馬政府能夠讓大陸放心，它領導下的台灣不會走向大陸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因此大陸會給台灣一個更大的空間。我認為這種安撫式的交往其實放在三角關係中也是合用的，這個不見得是卜睿哲的本意，我把它延伸了，就是說我們跟任何一方的交往要讓另外一方放心，不會犧牲另外一方的利益，或者不會忽略掉另外一方的關切，這個其實是台灣應該要做到的，因為兩邊衝突最後受害的一定是台灣。
第二，我們要相信人民，人民的力量最終可以改變世界的格局。現在兩岸關係乃至於全球局勢動盪不安，我們要相信人心中“善”的力量。當人心中那種善的力量能夠發揮到極致的時候，就可以克服很多我們現在看到的衝突。具體來講，我們要擴大民間的交往，要建立一個能夠跳出黨派色彩和強權競爭的社會力量。這種社會力量會把兩岸關係也好、美陸台三角關係也好，拉出強權競爭和零和競爭的陷阱，回到兩岸關係的本質。兩岸關係最終還是要滿足人民往來的需要，解決人民在往來中碰到的問題。
我注意到大陸的學者也提過類似的想法，如果我們能從這個立場出發，多做這樣的事情，就會使得民間的好感上升，使得兩岸從敵意螺旋轉入善意螺旋，縮小雙方衝突的力量。
黃介正：兩岸避險需有溝通管道
在2024年大選以前，中國大陸是不是已經不願意在對台政策上有任何積極的作為？我講的“積極作為”不是惠台措施，是大的積極作為。反過來講是不是2024年“總統”交接以前，民進黨政府也不想有積極作為？雙方不積極的情況之下，我們要提建設性的意見就非常困難。但是我還是要從兩個角度來再說一說。
第一，把台海當成強權對抗的擂台對中國大陸有什麼好處？對於中國的復興之路是不是一個負面的影響？是不是符合中國大陸的利益？這個跟美國的考量是不一樣的。美國不在意把台海當作擂台，而且這種意圖還在不斷加強。而美國會加強，也是由於聽信了北京一再的宣佈立場，就是台灣問題是中美兩國之間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核心問題，這下連美國人想不把它當成核心問題都不行。既然美國知道是核心問題，也知道如何運用台灣去碰觸最重要、最敏感的一點，那麼把台海當作擂台，是不是有利於美國？是不是符合中國大陸的發展利益以及復興之路？在這方面北京可能要想一想，是儘量不讓台海變成擂台，還是放任台海成為擂台？
剛才高成兄也講了，大家都曉得台海現在變成了討論最多的一個可能衝突熱區，這對台灣來講有好有壞，好處是能見度變高，讓世界看見台灣，反過來講這種“看見”也提升了台海變成衝突點的可能性。能見度提高，衝突也日益明顯。我們從這兩個角度切割，可能政府比較希望台灣有能見度，但是民調顯示，台灣民眾不希望台灣是衝突點，不希望兩岸發生軍事衝突或是危機。如果不區分這兩者，單純認為大家覺得台灣成為世界最危險的地方是好事，而沒有看到台灣民意，很可能就會有所偏頗。
基於這些我們要問一問，北京是不是放任台美關係的發展？不在乎台灣跟美國或者美國想要跟台灣發展成什麼關係？因為畢竟打鐵還要自身硬，最後還是要看本身的發展，這個習總都講過了。可是放任台美關係的自然發展會造成大陸對台政策就是被動因應。大陸願不願意讓對台政策成為隨著台美關係發展而被動因應的政策，還是大陸想要重拾對台政策的一部分主導權？北京方面可能要想一想。
第二，博弈當中看重兩點，一個是事前的預防，一個是事後的處理。事前是避險，事後是處理。避險沒有做好就會變成危機，危機處理不好就會變衝突。大國博弈中會不會有“險”發生，不是北京一家說了算，所以如何避險，不讓危機發生，就必須要有一套溝通機制。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有高層對話、有通電話、有見面，有MMCA（《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後來還有CUES（《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如果中美之間發生了不預期的意外事件，中美是有能力處理的，也有機制可以處理。可是兩岸之間沒有，如果這個意外事件發生在台灣海域毗連區或是防空識別區，台灣變成非要處理不可，如何能夠避免？
此外，美國在台灣附近的軍事活動不會跟台灣預告，解放軍在台海周邊的活動也不會跟台灣預告，如果台灣對於周邊軍事活動作出了反應，跟美方產生了什麼誤解，還有個管道可以溝通；可是如果跟解放軍產生了誤解，我們沒有管道溝通，會不會因此出現不可預期的問題而壞了大局？大陸的大局是偉大復興，我們的大局是維持台海和平。會不會因為不預期的衝突而星火燎原？我認為，大陸方面在對抗、制約美軍在台海周邊活動的時候，要考慮到台灣必然會依法律、“國家安全”、軍事權責作出反應，在這個反應過程當中如何避險而不影響大局，這個大陸和台灣兩方都必須去思考。
最後一點，北京可以認為台灣不論是什麼黨派、什麼人都是敵對的，都是妨害大陸的偉大復興的，把台灣等於民進黨。這是一種對台政策。如果大陸不認為台灣是民進黨一家說了算，那就必須要有另外的想法。
董思齊：讓台灣更徹底地被需要 更廣泛地被喜愛
很多人都在討論，美國戰略調整之後會不會背棄盟友。當然台灣跟阿富汗是非常不同的，但我更想強調一點，在過去的二十年之間，所謂的阿富汗政權其實是“失敗國家”的典範。失敗國家的定義第一條，沒有全境控制的武力，武力的正當性不是壟斷的；另外還包括經濟貪腐、政治無能等。阿富汗過去是一旦沒有美軍，就完全不成為國家的樣子，而且在境內，特別是北部山區，一直存在軍閥。相對而言，台灣是一個正常國家，雖然我們在國際承認上有一些問題，但事實上我們對於境內的控制統治、各項議題的治理，甚至是疫情之下的管理能力是備受肯定的。
台灣政府如何能夠讓人民有保衛這塊土地更堅定的決心，這個才是最關鍵的一點，會比其他盟友的幫助還要重要。中美博弈對於台灣安全有重要影響，這也不是今天才開始。我們回顧50年前的美中的接觸，一個陷入越戰，一個有經濟問題，兩國都希望在中美蘇三邊關係中得益，所以美中一拍即合，開始接觸。接觸之後擴大各方面的合作，然後美國想要引領中國，中國希望利用美國。雖然在911之前，美國有一次出手機會，但是後來遇到了恐怖主義攻擊，所以美中又開始變合作。從奧巴馬後期到特朗普，再到現在的拜登，美中演變為了戰略競爭關係。
大國之間的關係是處於不斷變化中的，對於區域內國家，甚至是所有的中等國家來講，都必須去調整策略避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句諺語說，兩隻鯨魚打架的時候，在中間小蝦米的背就會破掉，也就是說兩強在受害之前，中間弱小的就會受到傷害。所以我們該怎麼做呢？
我們知道一般我們講安全議題，不外乎分為傳統安全議題和非傳統安全議題。事實上每一個當局都有自己的特殊議題，例如以色列面對著中東議題，韓國面臨著半島議題，台灣就是兩岸議題。在傳統、非傳統和兩岸關係的議題中，台灣要取得主動有一些困難，但是現在我們遇到了一些變化，給我們帶來了機遇。過去中美共管台灣，如果中國和美國覺得台灣太激進了，台灣就會變成trouble maker（麻煩製造者），但在疫情之下，世界輿論有了轉向，認為中國是世界的麻煩製造者，譴責中國的聲浪變得更多。
另外，因為疫情，兩岸之間民間活絡的狀況沒有了。此時此刻我的建設性意見就是“強本”，把握現在幾乎所有國家都暫停大規模交流的時機，用民主的原則去深化民主的治理，同時解決台灣現在面臨的問題，回應三大世界變局，包括美中競爭、疫情對日後生活的影響、數位時代的轉型。我們必須思考清楚，我們的戰略領域在哪裡，這也是蔡“總統”提出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構想的原因。
台灣的議題到底要不要努力把它國際化，已經不是我們要考慮的了。因為在台海發生的事情就是國際的事請，馬上台灣就會受到影響。台灣應該要努力變成兩種狀態。第一，被需要。我們在供應鏈上面被需要，我們在民主價值上被需要，我們在區域中發生爭端的時候，有被通知的需要。如果有些需要的話，就可以確保“國家”的安全了，因為別人需要你，所以不會讓你陷於很大的危難之中，資訊也會盡力地跟你分享。
第二種狀態就是被喜愛，即軟實力。在台灣現在的軟實力之下，我們已經看到了我們跟某些當局的良好關係，例如日本、立陶宛、捷克，以及一些價值理念比較相近的政府。如果台灣能更廣泛地被喜愛，更徹底地被需要，“國家”安全才會有來自周邊的支持。
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方面，最重要的是“國家”治理的能力。台灣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不是失敗的“國家”，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祇是我們現在處於強權的影響之下，必須要有一個比較妥善的、善意的、願意溝通的姿態來面對這個環境。這也是為什麼拜登說，美國不會放棄日本、韓國、台灣的防衛，而台灣沒有那麼高興的原因。因為我們知道在現實中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能力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雖然我們不大，但我們也不是真小，所以如何使用台灣現在所擁有的能力，讓我們變成世界的台灣，進一步讓台灣變成世界。這是目前在三大變局之下，政府應該要帶領台灣前進的方向。
劉德海：台灣要務實面對所處環境
我教國際關係30年，發現國際關係的內涵已經變了，政治安全幾乎不像過去那麼重要了，經貿跟科技反而變得重要，甚至氣候變遷和醫療也是一個新的變數。你真的認為中美會打一場戰爭嗎？可能性非常小。拜登政府一直在構建和籌謀，和中國的對談拖到今年三月的阿拉斯加，然後到天津務實溝通，到最近布林肯主動打電話給王毅談阿富汗問題，這些代表美中已經開始走向“和”的路線了。美國副國務卿Sherman（謝爾曼）也說了，半島問題沒有中國根本不可能解決。現在阿富汗問題沒有中國的幫忙美國解決得了嗎？美國甚至已經出局了。拜登表裡不一，你不要把他嘴上說的當成真的，你要看他真正的動機在哪裡。
瞭解這些以後，我們才能夠討論中美台關係或者夾在兩個超強之中台灣該怎麼處理。其實這已經非常清晰了，簡單地告訴各位，現在國家權力的核心或是權力的動力來源就是經貿科技。我們看到中美的浮與沉都是經貿和科技決定的。拜登已經領悟到了，所以中美現在在玩一樣的遊戲，都聚焦於經濟的建設跟治理。
但是拜登的談判策略很簡單，很像特朗普，花最低的成本達到最大效益。中國最care（在意）台灣，那美國就一直打“台灣牌”，看起來馬上要打起來，但實際上，天津會談Sherman已經講得很清楚，“我們無意跟你發生戰爭”，這就說明美國祇是在製造有力的談判籌碼。台灣不要誤以為是真的，我們要搞清楚狀況。
我們科技來自美國，市場在中國大陸，也不可能不要。民進黨再怎麼樣，台灣出口的42%仍然是中國大陸。陳水扁時期也一樣，台灣七成的資金都到中國大陸去了。所以說影響兩岸關係的實際上是經貿。雖然台商減少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但背後的原因是中美對抗，部分供應鏈被移到了越南和印度，所以現在台商投資最多的是東南亞（但供應鏈仍在亞洲區塊內）。這些變化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經貿關係。
對小經濟體來講，務實是第一重要。如果我們帶著情緒和中國大陸互動，兩岸都情緒化，倒楣的是台灣，對岸用武力或是經濟制裁，我們都受不了。中國不要澳洲的牛肉，澳洲還能找到這麼大的市場嗎？全世界其他主要國家加起來都沒有中國市場大。這是很現實的，我們必須要務實地面對。剛剛各位先進已經講得很清楚了，第一，我們必須在兩強之間都維持管道溝通。拜登政府和中國又吵又鬧的，可還在溝通。溝通管道必須要暢通，兩強都這麼認為，我們作為小蝦米，溝通管道一定要維持，兩岸溝通一定要維持。
有溝通管道，接下來才能考慮如何避險；如果不能溝通，談何避險，隨時都能打你。接下來我們必須要瞭解，在兩強中，如果你祇跟一強好，那你當然就會變成那一強的棋子。特朗普拜登都是用了同樣的做法，更關鍵的是，拜登不僅僅用了台灣，他組建了一個抗中聯盟，花最少的錢幹最大的事，光搞新疆就把中國和歐盟離間成功了；台灣問題也是讓兩岸沒辦法，然後讓台灣加入美國的科技同盟、半導體同盟，因為美國根本沒有那麼多人才能做半導體。
所以我們必須看清楚，什麼是虛，什麼是實，什麼是表，什麼是裡。我們作為在中國大陸旁邊、沒有選擇餘地的一個小經濟體，祇有跟兩邊都維持友好，才能平安地生活。現在拜登玩的手法是強調中國如何壞，如何在南海、在台海有威脅，拉著台灣和日本一起抗中。日本比台灣聰明，順勢宣傳會遭遇什麼危機，希望增加軍事力量和政治地位。美國角色愈弱，日本愈有戲唱。可是日本知道中國是最大的市場，所以它在經濟上與中國合作，想要在中國市場取得優勢，尤其是電動車。另外，正如鳩山由紀夫所說，RCEP背後的意思就是中日共治亞洲。安倍講了半天的CPTPP，結果現在RCEP成了。
所以說美國那一套已經不管用了，現在比經濟是比區塊，而不是單打獨鬥。RCEP已然成型，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經濟體系。中國也一定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預測說2028年、2030年都有可能。疫情下看得很清楚，哪個國家治理得更好，美國的確診人數又回到了日增幾萬，中國雖然不斷有反復，但至少manageable（可管理）。我們現在的關鍵是瞭解trend（趨勢），趨勢已然成型，台灣最終要務實面對自己所處的環境，特別是我們這邊的領導要看得更清楚，做得更務實。
趙春山：現在的安全是相對安全和綜合安全
站在主持人的立場，我要說一下結論。結論不是代表這個會議的，是代表我個人的。研討這麼多複雜問題是不可能有結論的。我對這三個議題簡單說明一下。
第一是關於美國的戰略調整。我想美國戰略東移不是今天才開始的。美國從奧巴馬時期的“亞洲再平衡”、到特朗普時期的“印太體系”，早就開始調整戰略。剛才各位的發言我很同意，戰略調整當然不完全是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因應，同時也是基於內政的考慮，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美國國內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個我不必多提。外在方面，美國的目標從對付“邪惡軸心”朝鮮、伊朗、伊拉克，轉到big 4，即中國、俄羅斯、朝鮮、伊朗，把中國的戰略地位給提升了，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增大了。拜登更加凸顯了中國的重要性，認為是21世紀美國面臨最大的一個地緣政治考驗。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阿富汗撤軍問題可以說是美國內政外交和世界形勢變化之下的一個產物。從國際輿論來講，這次撤軍確實讓很多人對美國的可信度產生懷疑，這是毫無疑問的，連美國自己內部也在檢討。更重要的是，美國留下了一些問題，包括各位都提到的權力真空的問題、阿富汗將來要怎麼樣重建的問題、恐怖主義是否會再蔓延的問題、難民的問題，美國不能走人就算了，留下來的很多問題，美國也無法置身事外。所以我常講，國際社會的很多事情不是區域性的，是跨區域的。
台灣當然不是阿富汗，但要避免成為阿富汗。《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為什麼暗示台灣要小心？因為台灣確實有緊張和關切的理由。阿富汗事件給台灣的最大教訓是安全，我想這是毫無疑問的，即安全不能寄託在別人手上、前途不能寄託在別人手上，這是國際政治的一個鐵律。我們要瞭解，現在的安全不是“絕對安全”（absolute security），而是“相對安全”（relative security）。
這個概念很重要，不是說我的安全與你無關，其實是相關的。而且安全是一種“綜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德海講得很對，現在的安全不光是軍事安全，還包括疫苗安全、經濟安全、科技安全。所以台灣跟美國來往的時候，要讓美國瞭解這一點。台灣很多人認為美國是安全的保障，但也不能完全寄望於美國的軍購、完全祇專注軍事方面，我們要考慮到，安全是一個“綜合安全”的概念。
我們要讓中美雙方都認識到，安全是相互的概念，需要把台灣安全和中美安全利益結合起來看。中共強調台灣是“內政”議題，那就要避免把台海作為中美大國博弈的場所。如果中美博弈以兩岸兵戎相見為代價，絕對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這個問題，大陸方面尤其要深思。
最後，我一直覺得兩岸的問題自己能夠解決就解決吧。現在大陸也好，台灣也好，中國人擁有比過去更好的精神和物質文明條件，比如我們有很好的人才，不僅瞭解中華傳統，也擁有西方的觀念和社會主義的思潮。現在是中國人歷來最優秀的時候，我們卻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我覺得兩岸的中國人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
兩岸關係的走向其實是以中美為主，說老實話，台灣沒有那麼大的力量來主導。像習近平講的“掌握主動權和主導權”，台灣並沒有這個能力。連馬英九政府時代都沒有。
評論員簡介
趙春山：政治大學東方語文系學士，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美國喬治城大學俄羅斯區域研究計劃博士候選人，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曾任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所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現為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首席顧問、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劉德海：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美國伊利諾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曾任政治大學國際合作事務處國合長；現任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學術專長為國際關係、比較外交政策、東北亞國際關係。
左正東：美國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博士；曾任遠景基金會執行長、台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現為中國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王高成：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碩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系博士；曾任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國際事務學院院長、國際事務副校長；現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研究專長包括國際關係、美國外交政策、亞太區域安全、兩岸關係、美中台關係。
黃介正：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碩士，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曾任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研究員、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美國馬利蘭大學政府與政治系副教授、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駐美國代表處諮議、陸委會副主任委員等；現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董思齊：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台灣東北亞學會副秘書長、韓國高麗大學“亞細亞問題研究所”與“和平與民主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现任台灣智庫副執行長、台灣師大東亞系兼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為“台韓比較研究”、“東北亞政經發展”。
